受晚婚晚育現象突出，高齡生育困難、不孕不育人群增多等因素影響，我國的生育狀況不容樂觀。根據2021年5月11日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布，我國的總和生育率跌至1.3，已進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行列。據國家統計局數據，6年時間，我國凈增人口數量下降了858萬人，2021年凈增人口數量創下了近60年來的新低，僅48萬人。在此嚴峻形勢下，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開會議，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，應對人口老齡化，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。2022年3月5日的兩會中，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，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，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，發展普惠托育服務，減輕家庭養育負擔。系列政策措施以人民為中心，以國策形式力求緩解群眾生育的后顧之憂。
但在“三孩夢”的美好期待中，除了“不想生”的難題待解，還有“不能生”的噩夢。我國有近5000萬對不孕不育夫婦。由于外部環境和初婚初育的推遲，我國已步入高不孕不育率國家行列，全國女性不孕癥的發生率在 12%~18%。中國工程院院士、生殖醫學專家喬杰團隊的調查結果顯示，在中國，每年因試管嬰兒增加的新生兒約有30萬名，這相當于2021年凈增人口（48萬）的60%。
其中部分有生育意愿，但卻受到不孕不育癥困擾的夫婦，面對輔助生殖技術較高的治療費用躊躇不前。
2021年9月15日，國家醫保局在答復人大代表建議時表示，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發展的大事情，在診療項目方面，將指導各地立足“保基本”的定位，在科學測算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，逐步把醫保能承擔的技術成熟、安全可靠、費用可控的治療性輔助生殖技術按程序納入醫保支付范圍。輔助生殖進醫保，在一定程度上有望助推我國的人口增長。
此前，2月21日，北京市醫保局會同市衛生健康委、市人社局印發《關于規范調整部分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的通知》（京醫保發〔2022〕7號），對公立醫療機構已開展的63項醫療服務價格項目進行了規范調整，其中對體外受精胚胎培養等53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進行了統一定價。同時，將門診治療中常見的宮腔內人工授精術、胚胎移植術、精子優選處理等16項涉及人群廣、診療必需、技術成熟、安全可靠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甲類報銷范圍。
究其原因，2021年8月，國家衛健委在答復政協委員提案時指出，當前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醫保籌資能力限制，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只能立足于“保基本”，不具備將支付范圍擴大到治療不孕不育費用的條件。有統計數據表明，對于小于35歲的女性，每個IVF治療周期的活產率為33.1%，即平均需要進行3個IVF治療周期，才能出生自己的孩子，而女性在35歲以上時，所需IVF治療周期還會明顯增多。
從整個產品市場份額來看，輔助生殖器械95%、輔助生殖藥品80%依賴進口，產業鏈上游幾乎完全依賴進口品牌。高額的進口產品費用，直接導致了治療費用增高。在現階段我國輔助生殖一個治療周期費用平均在4萬元到5萬元，此次北京醫保如果進行實施，扣除較高的基因檢測類項目，醫保覆蓋約8000元至11000元。
事實上，近年來輔助生殖行業在國內的確保持著高速的增長。在錦欣生殖醫療的招股書中，不孕不育的中國人越來越多。2017年中國大約有4770萬對不孕癥夫婦，預計2023年不孕癥夫婦將增加至約5620萬對。2017年，約有52.7萬名患者在中國接受輔助生殖服務，并預期將于2023年增長至約95.6萬名，復合年增長率達10.4%。
這么高的增速和市場規模，加速推動醫療需求不斷增加。而不斷擴張的醫療需求促使醫療財政支出穩步增長，讓立足于“保基本”的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大大承擔了相關壓力。
面對如此嚴峻形勢，我國少數企業開始了相關試劑、設備、耗材等醫療產品的自主研發。確立行業技術標準的話語權掌握定價權和市場主導權，直接降低國民輔助生殖治療經濟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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